依赖 (第1/2页)

    谢言本以为江砚看到他的伤疤后会觉得嫌恶，至少是惊讶或不适——那是他预想中，任何人看到那些狰狞伤疤后该有的、最“正常”的反应。他早已为此筑起心防，准备承受随之而来的尴尬、疏远，或是更令人窒息的同情。

    但江砚没有。

    他露出的，是怜悯。不是那种让他浑身刺痛的、居高临下的同情，而是一种更深的，仿佛能穿透皮囊，直抵他内心痛楚的理解与不忍。那双总是冷静的眼睛里，在那一刻，清晰地映出了类似于“心疼”的情绪。那句“很疼吧？”，不再是冰冷的询问，而是裹着温度的共情。

    他发现自己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对江砚这个人有些改观了。

    最初，江砚是那个在实验室里冷静记录他崩溃的、令人畏惧的研究者，是在图书馆点破他困境的、高高在上的学长，是那个递来糖果和笔记，意图不明的、需要警惕的存在。

    可后来，他也是在雨夜电话那头，提供无声陪伴的人，是在他陷入“被跟踪”妄想时，给予他合理解释和具体方法的人，是此刻，直面了他最不堪、最丑陋的秘密，并流露出真切怜悯，甚至将其“正常化”的人。

    这些矛盾的特质交织在江砚身上，但此刻，那份伪装成功的“怜悯”压倒了其他，让谢言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被接纳感。

    “在我这里，它不需要被隐藏。”

    这句话，连同那个怜悯的眼神，反复在谢言脑海中回响。它们像一种赦免，强烈地动摇了了他背负已久的、沉重的羞耻感。原来，真的有人不会觉得他恶心，不会觉得他变态，反而会为他的疼痛而流露出不忍？

    这份“理解”和“怜悯”，对于长期身处冰窖、渴望被看见却又恐惧被审视的他来说，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。那一直紧绷的、对江砚的警惕，在这一刻，如同遇到暖流的冰层，出现了明显的松动。

    谢言开始更积极地参与每周的咨询，甚至会在遇到困扰时，主动给江砚发信息，虽然通常只是简短的几句。

    「学长，今天上课有点心慌。」

    「嗯，用我教你的腹式呼吸，慢慢来。」

    「咖啡店今天客人很多，有点累。」

    「休息时记得补充水分，别勉强自己。」

    江砚的回复总是及时、简洁、有效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专业和恰到好处的关心。他不再仅仅是那个高深莫测的研究者，更像一个可靠的、无所不知的引导者。谢言发现自己开始习惯性地依赖这种指引，就像藤蔓缠绕着大树。

    有一次咨询，江砚在结束时，像是忽然想起什么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，推到他面前。

    “薰衣草精油，”他语气平淡，“滴在枕边一两滴，据说对改善睡眠深度有帮助。你可以试试。”

    谢言愣住了，没有立刻去接。

    江砚似乎看穿了他的迟疑，补充道：“只是一个建议，觉得有用就用，没用就算了。”他的表情坦然，没有任何施舍的意味，仿佛这真的只是一个基于他专业知识提出的、中立的建议。

    这份“不强求”的态度，反而打消了谢言的疑虑。他低声道谢，接过了那个小盒子。精油的淡香从盒缝中渗出，和他之前喝的薰衣草茶味道很像，却更浓郁。当晚，他鬼使神差地真的滴了一滴在枕边。那夜，他睡得异常沉，连梦都没有。

    第二天醒来，他看着那个小瓶子，心情复杂。这东西确实有用，而给他这东西的人，似乎也在一次次证明着他的“有用”和“可靠”。

    信任的堤坝，在一次次的“有效帮助”和“精准理解”下，被一点点侵蚀。他开始觉得，自己之前的警惕和恐惧，或许真的只是源于自己的敏感和多疑。江砚，或许真的只是想帮他。

    随着咨询的深入，谢言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区分哪些是自己的真实感受，哪些是江砚潜移默化植入他脑海的“认知”。

    一次咨询中，当谢言提到最近偶尔还是会感到莫名的焦虑时，江砚没有直接给出缓解方法，而是抛出了一个引导性的问题：

    “你有没有想过，这种焦虑可能不完全来自外部压力？”他声音平稳，目光透过镜片落在谢言身上，“或许，它更像是一种生理性的预警？就像感冒前的喉咙发痒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的情绪和身体是紧密相连的，”江砚继续用他那富有说服力的语调阐述，“持续的紧张状态会改变神经递质的平衡。有时候，我们需要更精确的工具来解读身体的信号，而不是单纯依靠模糊的主观感受。”

    他边说边看似无意地打开了桌面上一个文件夹，里面是一些复杂的脑波图和生理数据图表。谢言看不懂那些曲线和数字，但那种“科学性”的呈现方式，无形中增加了话语的分量。

    “当然，这只是学术上的一种探讨。”江砚适时地合上文件夹，语气轻松了些，“你目前的状况已经改善很多了。”

    然而，那颗名为“生理性异常”的种子，已经悄无声息地种在了谢言心里。他开始不自觉地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，将每一次心跳加速、呼吸急促都视为某种“异常”的证据。越是关注，就越是能“发现”问题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江砚开始更频繁地提及他正在进行的某项“前沿研究”，关于如何通过精准的生理反馈训练，帮助个体实现情绪的“稳态调节”。他偶尔会让谢言尝试一些简单的、非侵入性的监测设备，美其名曰“收集正常状态下的基线数据用于对比”。

    “只是作为参考，”江砚总是这样强调，“帮助你更客观地了解自己。”

    谢言没有拒绝。一方面，他确实被那种“科学解决情绪问题”的可能性所吸引。另一方面，他对江砚的信任和依赖与日俱增。他甚至开始觉得，能参与这样的“研究”，是自己的一种“幸运”。

    他并不知道，每一次戴上那些监测设备，他生理和心理的每一丝波动，都成了江砚数据库中无比珍贵的样本。他正一步步从“来访者”，重新滑向那个他曾经试图逃离的